我小时候，家里基本上没有一张写过字的纸是随处放置的。在老家，向来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写了字的纸在村民们的眼里仿佛有了灵魂，即便要处理掉，也要收起来一齐焚毁。

　　有一个神秘的牛皮纸包裹我一直想打开。它有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大，八只角折叠得非常齐整，悬挂在屋梁正中垂下来的一个木钩上。有时，晚上醒来，我会看见父亲打开这只牛皮纸包裹，一边抽烟，一边飞快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烟在父亲头顶冉冉升起，变幻着各种形状，这是父亲在我眼中最温柔的时刻。他写完了，重新打好包裹，把它挂到我和我的弟弟们够不着的那个高度。那时的父亲也就三十七八岁，但他一直与他的儿子们缺少很好的交流。我不知道他在每个夜晚写下的是什么，我也从来就没问过他。他那么专注地书写着，连他的儿子们醒来都没有发觉。好像书写这件事也值得他如此专注地去对待，就像他专注于农事一般。

　　这个牛皮纸包裹一直悬挂在我童年的头顶，我对它充满了无限的好奇。父亲取下这个包裹，打开它、然后书写，这一连串动作，在人生的无意识阶段引发了我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那就是对一个书写的世界的向往。

　　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被人称作作家。在这之前，我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盲目的文学训练。混乱的青春期，盲目的爱情，盲目的阅读，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我也不知道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这情形就像弗罗斯特写的那个雪夜林边驻步的旅人，黑暗中，漫天的大雪里，他不知道哪条路可以更快地通向老家。每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都会有这样的经验，遭遇种种的心理危机，甚至不无冲动地想要抛下身边这个熟知的世界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我的幸运在于，通过阅读——比如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库切的《青春》、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些作品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心，或者说观念，那就是，在人性的尺度下，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大家一起思索、做梦，生活着，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哀与乐。

　　因为这一信念，也出于一个年轻人在迷茫中建立线年代下半叶，我开始对写作这一工作有了充分的自觉。有人写了一辈子还在文学之外，有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好像一开始就天然地居住在文学内部。区别就在于有无文学自觉。这自觉指的是：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内部各环节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又如何改变一个人并对生活发生影响等等。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使我写下了《我们居住的年代》。这本书是我在30岁之前对自己最完整的一次表达。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精神世界的沉迷者，容易走到一个极端，把虚幻的理念当作灵魂的栖居之地，而常人忽略的是，冥思和梦想也能带来心灵的幸福。真实的生活应该是非此即彼的，是世俗与神性的融合与和谐。用《金蔷薇》的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生活的目的就在生活本身。

　　老家也有人知道我在写一些东西，但他们从来就没读过我写的作品。他们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最近写了什么报道了？”在乡亲们的眼里，大概我从事的是一种与新闻记者、报社通讯员类似的工作。我能纠正他们说我是一个小说家吗？我能告诉他们我的工作就是虚构人物和故事并让人信以为真吗？我想如果我这样说，他们肯定会以一种非常吃惊的眼光看我。

　　小说家帕慕克说，作家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成为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群、同伴、家庭琐事中脱身而出，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用语言建造一个新的世界。这种自我选定的工作环境——卡夫卡和陀耶夫斯基把它寓言化地表述为“地洞”和“地下室”。只要他进入了工作，他就只能和自己待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内在的凝视集中到文字上，集中在技艺上，他才会像一个工匠一样，用石头搭起一个小小的庙宇。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孤独，因为你有阅读。有一年，我爷爷的弟弟在异乡奔波了大半生回来了，二爷爷有一手很好的手艺，做糖球和乡下孩子过年吃的冻米糖。他回村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早已过世了。我常常看到他一手拿着一个小酒盅，一手拿着一本直排字的书津津有味地看。有一次趁他不在，我偷偷从枕头底下翻出这本书，封面上写着三个字：《红楼梦》。这本小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村庄绝对是个异数。现在想想，二爷爷在孤独和寒冷中打开这本书，那一行行文字曾经带给他多少的安慰与温暖啊！我想他就是靠着读《红楼梦》，才把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年头过得那样的快乐和平静。

　　把自己关入一个房间，首先是一个进入自己的意志的旅程。我们是在培养自己的意志力，让它变得强大。正是在阅读中，我们会发现文学的一些基本规则，发现文学的传统，我们会试着学习把自己的故事和听来的别人的故事讲好。文学就是这么回事，把故事讲好就是小说家最大的职责。谁如果不经历这样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过程，他就没有一点机遇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更是从文学中生长，借用小说家米歇尔·图尔尼埃的一句话，一棵树上落下的树种，只有在同一棵树的成熟的果子腐烂形成的土壤上才能发芽。

　　后来清理杂物的时候，我从老屋横梁的挂钩上取下了那个牛皮纸包裹。我以为会在这些陈年的纸张上读到父亲青年时代对生活的观察和梦想。但我又隐隐地害怕，害怕父亲写作过，曾经是我的一个同行。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了。幸好这样的事没发生。包裹打开了，里面一大沓泛黄的纸册，都是出工记录、农具购置清单和年底的分红账单。我没有失望，父亲在书写，但他是在一个坚实的物质世界里，担负着养活一个女人和三个儿子的责任。他没有蓦然踏入另一个虚构的世界。父亲是对的，精神之花从来都是从物质世界的枯枝败叶上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