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分成两拨人，一波是众志成城，一定能熬过去，熬过去就是胜利。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西交民巷中央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室，大家忙碌了一天准备下班。

  阳历三月份的天气，天黑的还算早已经接近黄昏，屋里有点黑，所以办事员并没有看太清楚来人长得什么模样。

  办事员一听来人是国务院的，顿时精神了一下，比了一个请进的姿势，说到：哦，那您快请。

  进门以后，来人将怀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办事员，说到：厅里的紧急文件，交给行长的。

  可是，曹菊如行长那天恰好外出，没在办公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将信封交给了值班的行长秘书。

  可是这会儿行长不在，而且马上要下班了，万一真的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拖到明天上午才看到，那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20万，在1960年，那可不是小数目，按照购买力折合，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甚至更多。

  国务院的资金需要，一般都是通过财政部，然后从国库拨出去。就没有直接要求人民银行去提供啊。

  而且，她又联想到，最近国家极度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广播上也多次报道当地的宗教活动。

  大概是事情紧急，国家没时间去通过财政部国库这样的常规手法去拨款，所以是特事特办。

  纠结了半个小时，再一看表快六点一刻了，秘书觉得耽误不得了，决定自己挑大梁。

  货币发行局的同志接到电话以后也很为难，这么大一笔钱，时间还这么紧张，怎会是筹的齐。

  秘书在电话里说道：您注意，这是特事特办，请立刻执行，手续的事放心，计划研究局会马上下达正式通知！

  随后，王兰又给货币发行局打电话，要求对方务必客服困难，在限期之内，把20万旧钞准备好。

  行长秘书的电话，又有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的确认，货币发行局的人也认为这个事，很紧急，是特事特办，所以不敢耽搁，加班加点的去准备。

  最终，这20万元旧钞被装进了两个袋，包装整齐以后，放在了朱科长开的专车里，直奔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是国庆10周年时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嘉宾的场所，此时开业不过一年，在那吃饭的人并不多。

  前台明白来意后，说了一句：你说是赵同志啊，他在那，那个瘦高个，穿藏青色呢子大衣的。

  顺着前台手指的方向，朱科长看到了赵全一，身材高瘦，仪表不俗，一身的干部气场。

  赵全一看了一眼麻袋，笑着说到：真是辛苦总行的同志了，时间这么近竟然都筹齐了。

  赵全一说到：总理那边着急用钱，再回去盖章一来一回又耽误不少时间，这样吧，要是不放心，您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这封介绍信上有公章。

  朱科长就打算打道回府时，又寒暄了一句：您开着车的吧？要不要直接帮您搬上车。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朱科长和两个办事员，总算舒了一口气，可算是忙完了。

  可他们不会想到，就在此时，那位赵全一同志，正费劲扛着两个麻袋，从民族饭店的后门，绕到了一处胡同里……

  在那里，停着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他将麻袋，挂在车梁两旁，脚蹬一踩，便消失在夜色中。

  有人，靠着伪造公函、介绍信、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巨款。

  要知道，1960年是什么年头，大灾之年，国家从上到下勒紧裤腰带，多少地方的百姓都吃不饱饭。

  周总理亲自致电公安部，要求动员全部力量，将这个诈骗案限期10天必须破案！

  第一路，去总行办公室，传达室，警卫室，行长秘书室，把一切和嫌疑人接触过的人，都仔细盘问一遍，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和信息。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破案，防止这么大的一批赃款被转移，中央担心公安部的精力不足，还调来了军队配合调查此案。

  这还不够，公安部还特意将此案公布于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借此来获取有用的线万常驻人口的北京城，想确定一个已经逃了六七天的诈骗犯，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通过比对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相关目击者的证词，能确定，那个自称从国务院办公厅送公函的男人，和在饭店等待取钱的赵全一，应该是同一个人。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左右，送去总行办公室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居然是真的。

  至于那个收条，技术鉴定科也查到了，是从前门的一家文具店生产的黑色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但在1952年就停产了，现在想反推购买者，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

  至于伪造总理办公室的章，是蜡纸染刻后，沾到红印油盖上去的，没有获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其次，收条上的人民币三个字，用了一个很罕见的连笔写法，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基本不会这么写。

  技术鉴定办公室送来的证据，大概就有这么多，虽然没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但给后续破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